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钮松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后 姚全
朝觐与国际关系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单元，具体国家的朝觐管理对于该国的国内政治、全球朝觐管理乃至国际关系具体领域都产生了难以回避的巨大影响。[1]朝觐是每个穆斯林的愿望，也是身体条件和经济条件允许的穆斯林所必须做的功课和义务。朝觐也被认为是每一个穆斯林的最高成就。[2]在印度尼西亚，朝觐事宜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具有鲜明的特点，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管理方式，并生产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影响，但是印度尼西亚朝觐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发人深省的问题。
印度尼西亚穆斯林人口数量在世界上位列第一位，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朝觐配额，并且在朝觐上的花费也高居全球首位。这种巨大的朝觐需求没有任何减少的迹象，大部分朝觐者等待超过 10年才有赴麦加朝觐的机会。
（一）拥有全球最多的朝觐配额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统计的数据，世界上超过 23% 的人口（大约 16 亿）为穆斯林，这庞大的穆斯林人群希望在他们的一生之中至少去麦加朝觐一次。[3]从目前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朝觐的情况来看，10年来，在麦加执行朝觐的穆斯林人数每年达到 250 万 -300万人。[4]沙特阿拉伯以外的正朝觐和副朝觐的朝觐者总数从 2010年的 560 万增加到2016年的 830 万，预计在 2021年将达到 1,420 万。[5]据格里姆（Grim）和卡里姆（Karim）估计，穆斯林人口未来仍会增加，到 2030年超将过 20 亿，占比超过世界人口比例的四分之一，达到 26.4%。[6]随着麦加改造完成，容纳朝觐人员的能力大幅增加，再加上朝觐市场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未来参与朝觐的穆斯林人口上升的比例估计会高于全球穆斯林人口上升的比例。
数量庞大的朝觐者结构多元，背景复杂，来自 180 个国家会讲超过 200 种语言[7]，分布在不同的年龄段，接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而且贫富程度也有较大的差异。但其中，参与朝觐的人员最主要来自伊斯兰合作组织（OIC）的成员国。印度尼西亚不仅仅作为OIC 的成员国，也是继中国、印度和美国之后的世界排名第四的人口大国。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截至 2017年1月1 日，印度尼西亚的人口数量达到 2.63 亿，比上年增长了%[8]，而其中将近 90% 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这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印度尼西亚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朝觐配额，高于全球其他任何国家，印度尼西亚每年前往沙特朝觐的穆斯林达到 20 万左右，占全球总量的 10% 左右[9]，约占所有海外朝觐的 20%[10]，始终居于全球首位。即便是 2013年沙特政府宣布改造麦加扩大清真寺的面积以及提高沙特接待朝觐人员的能力，将所有 OIC 成员国的朝觐配额减少了 20%，对沙特国内的朝觐配额减少了 50%[11]，但并不影响印度尼西亚仍然作为全球最大的朝觐集团的地位。
但是由于沙特政府削减朝觐配额的政策，使得众多原本计划前往沙特朝觐的印度尼西亚朝觐者无法按原计划朝觐。早在 2015年9月，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在中东访问期间，会晤了沙特国王萨勒曼，就面对面提出增加印度尼西亚朝觐配额之事，沙特政府同意了佐科的建议。但是 2016年印度尼西亚的朝觐配额没有增加甚至还未恢复到原有的水平。印尼 2016年向沙特政府提出要求使用菲律宾、日本和新加坡的未使用配额。然而，沙特拒绝批准该提议，理由是迄今没有执行过这种机制。[12]印尼国内朝觐需求旺盛的地区一再呼吁政府游说沙特，以增加印度尼西亚的朝觐配额。在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努力游说下，沙特终于满足雅加达的要求。2017年1月11 日，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宣布，沙特将印度尼西亚的朝觐配额从 168,800 增加到 211,000，并给予额外的 10,000 名配额。佐科对沙特此举表示赞赏，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马尔斯杜（Marsudi）表示，雅加达因此不再像以前那样申请其他国家的未使用配额。[13]
虽然印度尼西亚的朝觐配额已经是全球最多，但是鉴于国内众多的穆斯林抱有强烈的朝觐愿望，国内仍然有广泛而强烈的朝觐需求，印度尼西亚政府依然希望向沙特争取更多的朝觐配额。2017年3月1 日，沙特国王萨勒曼率多位部长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国事访问，他成为 1970年以来首个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沙特国王。几乎每个印度尼西亚领导人，从总统到外交部部长到众议院议长，都把朝觐配额作为萨勒曼国王之旅的重点。然而，这次访问的第一个大政策目标不是朝觐，而是涉及恐怖主义。沙特大使阿尔萨维比（Alshuaibi）对记者说，签署打击恐怖主义的条约将是在印度尼西亚签署的“核心”协定。[14]但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始终不会放弃最大限度争取朝觐配额的努力。
（二）朝觐消费全球最高
据最新的数据统计分析和预测，近年来全球各国前往沙特进行正朝觐和副朝觐的费用支出大幅度增长。从纵向比较来看，2010年这一数字为 139 亿美元，2015年上升至215 亿美元，年累积增长率为 14.1%，预计至 2021年费用支出为 443 亿元。这 11年间的累计增长率为 11.1%。增长情况见图 1。[15]
图 1：2010年至 2021年穆斯林朝觐和副朝觐消费额
从横向比较来看，2015年全球出境游的总体花费为 13,470 亿美元，其中穆斯林出境游的费用为 1,510 亿美元，而穆斯林用于正朝觐和副朝觐的花费为 215 亿美元，占穆斯林出境游的 14.2%。这个数字是在沙特政府对全球实施朝觐限制的情况下产生的，并且 2015年正值沙特政府对改造麦加，在全球范围内削减了朝觐名额的时期，否则这个占比势必还有一定幅度的提高。因此，正朝觐和副朝觐是穆斯林出境游总体花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印度尼西亚而言，由于其拥有全球最多的朝觐配额，虽然支付朝觐套餐的标准不高，但是绝对的朝觐人口数量，使得印度尼西亚朝觐的消费高居全球首位。印度尼西亚的朝觐旅行根据提供的服务不同，分为普通朝觐和“朝觐加”两种形式，两者之间的服务成本也不同。普通朝觐提供标准服务，如住宿条件一般，通常由 5 名女性或 5 名男性同住一个房间。其成本为每人 3,200 美元。[16]朝觐者常有抱怨说，住宿地远离大清真寺，住宿条件过于拥挤，且在朝觐旅行过程中，发生旅游经营者声称资金不足停止提供食物的现象。由于朝觐的经验已经从纯粹的宗教体验转向更加强调舒适感和满足感[17]，对于富裕的朝觐者，会选择“朝觐加”套餐，支付更高的费用享受更好的待遇。“朝觐加” 于 1987年印度尼西亚政府首次提供，朝觐者可以入住五星级酒店，一对夫妇可以住在同一个房间，更接近盛大的清真寺，酒店提供更加周到的客房服务。2014年，“朝觐加” 最低的费用为每人 8,000 美元。这最低的费用是由政府设置的，确保标准“朝觐加”的服务质量。此外，还有其他更昂贵的“朝觐加”套餐，包括到土耳其、埃及、迪拜、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的额外旅行。然而，尽管“朝觐加”价格昂贵，因为其等待时间短，住宿、食物和交通方面的服务更好，其需求却在增长。[18]
赛义德·拉德基（Said M. Ladki）、雷恩·A. 马泽（Rayan A. Mazeh）选取了三组不同贫富程度的伊斯兰国家，对其 2015年穆斯林朝觐花费进行了对比分析，印度尼西亚被归类为人口最多但不太富裕的伊斯兰国家类型。虽然就朝觐套餐的平均价格而言，印度尼西亚在 6 个国家当中处于最末一位，比不上同组的印度，更比不上代表中等收入的阿拉伯国家黎巴嫩和突尼斯，以及代表世界上最富有的伊斯兰国家卡塔尔和迪拜，但因为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参与朝觐的人数最多，是卡塔尔的 30 多倍，因此，朝觐花费高达 9.4亿美元，是卡塔尔的 4 倍，居 6 个国家的榜首。富裕国家卡塔尔的朝觐套餐的最低定价为 20,419 美元，是印度尼西亚的最高朝觐套餐 8,000 美元两倍多，但尽管卡塔尔的朝觐者数量只排在所列 6 个国家的第5 位，其朝觐支出却排在第3 位。所列举 6 个国家的朝觐消费见表 1。
表 1：2015年印度尼西亚等 6 个国家和地区的朝觐消费 [19]（单位：美元）
国家 | 较低价 | 最高价 | 价格差 | 平均价格 | 朝觐者数量 | 朝觐总体支出 |
印度尼西亚 | 3,200 | 8,000 | 4,800 | 5,600 | 168,000 | 940,800,000 |
印度 | 4,234 | 7,400 | 3,166 | 5,817 | 126,020 | 733,058,340 |
卡塔尔 | 3,296 | 10,165 | 6,869 | 6,713 | 1,200 | 8,076,600 |
迪拜 | 20,419 | 68,073 | 47,654 | 44,246 | 4,982 | 220,433,572 |
黎巴嫩 | 2,500 | 15,000 | 12,500 | 8,750 | 7,200 | 63,000,000 |
突尼斯 | 5,000 | 10,000 | 5,000 | 7,500 | 8,300 | 62,250,000 |
“因为坐拥两大伊斯兰圣地以及朝觐基本制度的存在，朝觐业成为沙特王国在石油大规模开采之前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20]，当国际油价下滑的时候，正朝觐和副朝觐对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就具有更大的意义，正朝觐和副朝觐为沙特贡献 120 亿美元，超过了该国 226 亿美元旅游业收入的一半。根据朝觐者的数量，正朝觐承担了 50 亿 -60 亿美元[21]，印度尼西亚正朝觐数额为 9.4 亿美元，占沙特正朝觐收入的将近 20%，对沙特的朝觐经济贡献是最大的。而且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正在快速发展，更多的穆斯林人可以负担朝觐费用。[22]退一步说，即便当经济危机仍然影响着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仍然表现出参与朝觐的高度兴趣。[23]可以预判，未来印度朝觐的花费会进一步提高。宗教事务部的穆罕默德·阿德林·西拉（Muhammad Adlin Sila）说：“我认为与印度尼西亚需要沙特相比，沙特政府现在更需要印度尼西亚，尤其是朝觐的收入。”[24]
（三）朝觐市场需求巨大
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的人口需求巨大，每年申请朝觐的名额还在增长，印度尼西亚多个朝觐需求旺盛的地区一直呼吁印度尼西亚政府向沙特政府申请更多的朝觐配额。印度尼西亚政府也一直积极与沙特政府争取更多的配额。由于穆斯林人口众多，像许多对朝觐需求旺盛的国家一样，印尼政府在国内也制定了一套制度来确定朝觐的具体安排。[25]朝觐席位通常分布在各个省份，申请朝觐的穆斯林必须等待一定的年限才有机会参与朝觐。印尼宗教事务部要求每位有计划参加朝觐的穆斯林需预先提供首付 2500万卢比（约 2,000 美元），首付资金支付之后，才可以确保进入朝觐候补名单。候补人员按地区不同，等待的时间长短不同：最短 12年，最长 17年。[26]2012年前往朝觐的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平均等待的时间达到 11年左右之久。[27]到 2013年，在印度尼西亚的许多城市，朝觐的候补名单长达 12年。朝觐等待名单上已经共有将近 200 万穆斯林。印度尼西亚宗教事务部发布的报告称，每月有 15,000 至 20,000 名印度尼西亚公民注册朝觐[28]，朝觐没有任何松懈的迹象。然而，沙特政府自 2013年起将非本国的朝觐配额削减了 20%，如果未来麦加改造完成以后没有增加印度尼西亚的朝觐配额，那么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将等待更长的时间才能前往沙特朝觐。根据 2017年最新的沙特政府分配给印度尼西亚的朝觐名额为 221,000 名，基本上只是恢复到削减前的水平。印度尼西亚宗教事务部部长卢克曼·哈基姆（Lukman Hakim）担心由于朝觐已经过度拥挤，沙特政府改造麦加的大清真寺不是为了容纳更多的朝觐者，而是为了提高朝觐季节的便利性。如果是这样，仍无法有效缓解印度尼西亚国内巨大的朝觐需求。
由于成本高昂且配额有限，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大家庭甚至整个村庄只能派出一个人参与朝觐。[29]根据 2011年的世行的统计数据，2,000 美元的朝觐预付款，是超过 43%的印度尼西亚人近三年的工资。[30]举例而言，47 岁印度尼西亚农民拉西（Lasdi）和他的妻子在 2012年注册朝觐，支付了 4,000 美元的存款，但他被告知要在朝觐麦加之前等待13年。为了获取必要的资金，他不得不出售他的部分橡木种植园和两头母牛。拉西像许多印度尼西亚人一样，希望他的健康能够持续下去，因为他轮到朝觐的时候已将近 60 岁。因此，对于一些不太富裕而且年纪又偏大的印度尼西亚穆斯林，比较理想的做法就是放弃正朝觐，而选择无须预约排队的副朝觐。
考虑到印度尼西亚政府面临如此大的朝觐需求和压力，卢克曼提出了一个解决印度尼西亚朝觐配额无法满足国内需要的方案，即建议各国贸易朝觐配额，类似于根据《京都议定书》协议交易温室气体的排放配额。[31]对于印度尼西亚而言，印度尼西亚政府可以向一些朝觐配额未使用完的国家购买富余朝觐配额。这个理念需要沙特政府及各个有朝觐需求的国家的同意才能实现，目前还处在印度尼西亚单方面提出的概念阶段。除了争取更多的配额以外，在印度尼西亚国家内部，卢克曼提出两点建议缓解朝觐压力：第一，考虑到朝觐旅程的艰辛以及老年人的朝觐带来更多的风险，优先考虑 70 多岁的申请人的朝觐需要；第二，目前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可以防止已经朝觐的人们再次参与朝觐，他呼吁制定相关法律依据，禁止重复朝觐。
但是为了逃避配额的限制，尽快参与朝觐，一些朝觐者会通过极端的途径实现朝觐的目的。比如，一些印度尼西亚朝觐者通过菲律宾不法旅游代理，冒用菲律宾的朝觐名额前去麦加，结果在当地被逮捕。2016年，有 177 名印度尼西亚人因为企图冒用菲律宾的朝觐名额在马尼拉被捕。[32]此外，背包客朝觐者的市场在不断增长，朝觐者从陆路前往沙特朝觐圣地，以避免严格配额的阻碍，甚至还能节省一笔机票的费用。[33]
朝觐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行业。在印度尼西亚，朝觐对于国家的宗教、社会、经济和政治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朝觐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义务，而且成为一个具有国家重要性的问题。[34]达尔玛迪（Dadi Darmadi）认为，朝觐已经日益被视为一个国家的战略问题[35]，受到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格外重视。朝觐事务仍然是政府处理的唯一的公共服务领域之一，涉及数十亿的金额。[36]庞大而繁杂又事关每个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利益的朝觐事务的管理必然成为印度尼西亚政府关心的事务，这些事务管理的好坏将影响到政府在穆斯林眼中的地位。
（一）政府几乎垄断朝觐事务的管理
成千上万的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希望在朝觐月份期间前往沙特阿拉伯参与朝觐，或者在其他时间参与副朝觐，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关于官僚、财政、法律和后勤的挑战。[37] 印度尼西亚政府反复强调“只有国家可以合法地组织朝觐”。将朝觐从个人虔诚的仪式转变为国家运营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事务部是朝觐组织的直管部门，朝觐工作也是宗教事务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通过宗教事务部，政府实现组织朝觐事务的垄断。自 1969年以来，政府一直享有朝觐服务的垄断，从 20 世纪 80年代开始，私人机构参与组织“朝觐加”服务，它可以被看作仅仅是一个朝觐业务的一个分支，而不是朝觐服务真正打破垄断。目前，政府仍然控制、管理和协调和包括航班、住宿、餐饮、护照和其他物流等朝觐事务的各个方面[38]，对其运作具有重大影响。
20 世纪 80年代初，苏哈托（Haji·Mohammad·Suharto）总统颁布了关于朝觐服务的第53/1981 号总统令，强调政府对朝觐服务组织的权威，对于今天的朝觐管理一直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它包含三个重点：
1. 朝觐事务的组织是国家的义务，只有在政府的支持下才能进行；
2. 朝觐事务的组织是在宗教事务部长的协调和责任下进行的；
3. 总统在获得财政部的意见后，根据宗教事务部部长的建议，由总统决定朝觐的成本。
虽然宗教事务部在组织朝觐过程中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但是朝觐作为国家层面的事务，涉及广泛的领域。因此，宗教事务部必须在横向上，与民政、卫生、交通运输、外交部门、金融、贸易、国防和安全，以及信息等部门开展广泛和平行的合作；在纵向上，必须与作为朝觐的省和地区组织者合作。这些部委和政府机关的参与是必须的，即“朝觐事务的组织是国家义务”。[39]
进入 20 世纪 90年代，前往沙特参加朝觐的人数进一步增长，为适应这一情况，需要颁布新的法律法规。苏哈托颁布了关于朝觐事务组织的第62/1995 号总统令。该总统令是建立在之前所规定的“朝觐事务的组织是国家义务，仅由政府承担”这个基础之上的。仍然强调国家对“朝觐事务”的垄断。在新的法令中规定了国家对于朝觐事务的主要职责是：朝觐组织的规划；决定朝觐的成本；接受和登记朝觐者；检查，服务和保护朝觐者的健康；接受和管理朝觐的费用；安排朝觐口岸；安排朝觐者的培训和指导；在朝觐期间管理朝觐者的安全、秩序和物质福利；安排照顾朝觐者的住宿；管理朝觐者的运输；确保朝觐者行李的正确运送和安全；控制与朝觐组织有关的行政和技术事项；对朝觐组织的监督；以及与成功完成朝觐相关的任何其他活动。这涵盖了朝觐者组织的几乎整个范围，所有这些活动都将集中于宗教事务部进行统筹安排。[40]一些朝觐者和朝觐旅行社对宗教事务部垄断朝觐的做法持怀疑态度，但其中许多人认为他们无法避免参与朝觐事务。通过参与，虽然是被动的，但已被吸引到宗教事务部的监管体系之中。[41]
（二）私人旅行社在政府监管下运营副朝觐
与完全由政府主持的朝觐事务不同，副朝觐的组织被移交给私营机构，特别是那些专门组织集体朝觐活动的机构。个人朝觐者也被允许安排自己的“副朝觐”旅程。政府以宗教事务部作为监管机构。
1979年，印度尼西亚宗教事务部和司法部联合颁布了关于“副朝觐服务”的联合法令。该法令的出台主要是由于一些参与副朝觐的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在完成副朝觐之后没有直接回国，而是一直等到朝觐月继续进行正朝觐。然而，这给沙特和印度尼西亚两国政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朝觐者中的许多人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他们已经无法保障基本的日常开支，更不用说买票回国了。但是副朝觐毕竟是善意的宗教行为，印度尼西亚政府没有一刀切禁止本国穆斯林参与副朝觐，但也没有采取切实的办法解决此类问题。进入20世纪 80年代初，由于正朝觐的成本非常昂贵而且程序复杂，等待的时间很长，因此，在印度尼西亚国内，延续“副朝觐直到朝觐月”的早期战略仍然广泛地被使用。据报道，1983年，参与“非官方朝觐”延期滞留的副朝觐人员达到 24,000 人，占官方正朝觐人数 50,000 人的近一半。事态发展到如此地步已经比较严重，为了对副朝觐进行更有效的监管，1983年，苏哈托颁布了关于“副朝觐”的第63/1983 号总统令。虽然该法令明确规定副朝觐组织不由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掌控，但对于预防副朝觐朝觐者延期滞留直到朝觐月发挥了作用。该总统令对个人“副朝觐”朝觐者，没有严格的规定，除了他们应该承诺在完成副朝觐之后马上回国之外，还需拥有由政府授权的医生签发的健康证明，并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朝觐的费用。副朝觐朝觐者可以由家庭成员组成，只要这些成员不超过 5 人，或者非家庭成员不超过 5 人也可以组成一个小组，均由宗教事务部承认的“副朝觐旅行社”进行组织。然而，对“副朝觐旅行社”的要求是严格的，包括要求其必须制定行程；按照计划派出和带回朝觐者；填写旅行证件；安排住宿和保健；负责购买朝觐者往返家乡的车票；对副朝觐进行适当的培训和指导；并向宗教事务部报告他们的“副朝觐服务”。法令也规定对违反法令的人实行制裁，但没有详细规定。1984年，为确保加强对私人“副朝觐旅行社进行必要的管理”，宗教事务部长发布了第1/1984 号法令，其中规定了开设“副朝觐旅行社”的要求和违反规定进行制裁的更详细的规定。此外，行程设计和“副朝觐旅行”报告也受到更严格的监管。虽然宗教事务部是主导部门，但其他参与朝觐事务的部门也颁布了有关“副朝觐”的相关规定：司法部颁布了关于“副朝觐旅行移民手续”的指令；旅游邮电部颁布了关于指定公共旅游局作为副朝旅游组织者的要求。原则上规定副朝觐需在朝觐月以外的时间（朝觐两个月之前或者一个月之后除外）进行，可以单独或集体地进行。所有这些规定的目的是提高私营机构提供的“服务质量”。[42]
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前往麦加参与朝觐。作为提供朝觐套餐的私人朝觐和副朝觐旅行社在印度尼西亚变得越来越重要。朝觐旅行社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许多旅行社并没有将活动局限于组织“副朝觐之旅”，甚至可以参观圣地的其他宗教场所，比如参观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的机会。[43]众多私人副朝觐旅行社受到市场的鼓舞竞相开业。目前，印度尼西亚约有 250 家持有执照的私人朝觐和副朝觐旅行社。副朝觐、“朝觐加”的成本取决于提供的具体服务。宗教事务部朝觐司设定了最低水平的服务，并要求运营商提交运营报告。[44]对朝觐和副朝觐的需求增加，也导致欺诈潜在朝觐者的案件越来越多。政府承诺取消被证明是有诈骗行为的朝觐和副朝觐旅行社的执照。[45]
作为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尼享有全球最多的朝觐配额，朝觐消费额度居于全球最高，朝觐市场的需求巨大，且朝觐事务涉及印尼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因此，有学者认为，印尼朝觐服务的复杂性不是由宗教方面造成的，而是由政治和经济因素引起的[46]，并且对印尼的政治、经济以及朝觐秩序的改革带来重大影响。
（一）引发朝觐资金使用的强烈分歧
由于印尼朝觐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且沙特经常出于一些政治动机而突然减少国家的朝觐配额[47]，以及因为圣城改造扩建等其他因素使得沙特在某些年份严格控制各个国家的朝觐配额，这使得印尼原有的朝觐份额得不到保障，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减少，但是印尼国内的朝觐需求却不断上升，并且需要预先支付 2500 万卢比的首期付款后，被列入 5-20年的等待名单。[48]这笔庞大的朝觐资金至少由印尼政府暂时管理，直到这些钱用于支付朝觐者的实际费用，朝觐资金基本上已经成为“国家基金”。[49]印尼政府估计，朝觐基金的投资额超过 70 万亿卢比，由宗教事务部负责管理，并利用这笔钱购买政府债券，还将部分现金存入定期存款。宗教事务部执行官兼总干事昂吉托·阿比曼纽（Anggito Abhimanyu）透露，2013年朝觐营业收入达到 9.36 万亿卢比，同时发生的营业费用为 8.94 万亿卢比，朝觐运营的预算盈余将近 4200 亿卢比。[50]
然而，在朝觐盈余巨大的情况下，印尼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却面临资金短缺，印尼政府正在关注将朝觐基金作为基础设施融资的潜在来源。2016年7月，当前世行首席运营官斯里·穆里亚尼·因德拉瓦蒂（Sri Mulyani Indrawati）被任命为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时，她表示，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执行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计划，迫切需要其他资金来源。国家发展计划局（Bappenas）曾提议，财政部应将伊斯兰债券（Sukuk）销售收入用于资助基础设施项目。该计划得到了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学者和当局的支持，他们认为，使用朝觐基金为基础设施融资是值得称道的，并且只要投资是为了公众利益，就不会违反伊斯兰法律。任职于经济与金融发展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艾柯（Eko）认为，朝觐基金存款的长期性质使其成为基础设施融资的完美匹配，如果投资项目好，回报大，收益将返还给朝觐基金管理机构，并用于进一步促进朝觐，也将使朝觐者受益。他认为，电力和清洁水供应等战略性公共服务部门的项目特别有希望。但该提议却遭到伊斯兰立法者的强烈反对。他们指责政府正试图“抢夺”“穆斯林人民的资金”来资助应该由国家负责的事情，试图利用朝觐基金来“堵塞其财政赤字”。繁荣公正党立法者伊斯坎·卢比斯（Iskan Qolba Lubis）认为，该资金计划“在法律上有问题”，因为宗教事务部必须按照安全、利益和流动性原则对朝觐基金进行管理。然而，与伊斯兰债券的购买、存储和储蓄相比，基础设施项目相对较高的商业风险可能违反了安全原则。[51]在印度尼西亚，除了政府，普通公众等社会各个组织和个人都热切地辩论政府如何最好地利用朝觐资金。[52]
（二）朝觐成为一种政治工具
印尼的各个政党也都非常重视朝觐问题。印尼当今的朝觐不仅已经成为一种信仰和权力的有效融合[53]，而且朝觐事务越来越被视为国家战略问题之一，也是许多团体和政党行使权力平衡的媒介。[54]例如，执政的民主党、主要的伊斯兰政党和从业党都从朝觐参与率高的地区获得了稳固的支持率。在一些重要的城市，对朝觐和其他宗教服务的操控已经成为省长竞选中的重要筹码。民主党曾试图通过挑拨从业党内部的敌对派别，以及东爪哇省、北苏门答腊和南苏拉威西省的伊斯兰政党来分裂宗教选民。[55]苏哈托总统为了在 20 世纪 90年代得到穆斯林团体的更多支持，在 1990年发生“米纳悲剧”后，第二年携带其家人前往麦加朝觐，这被喻为一个伟大的政治里程碑，他回国之后，宗教事务部出版了苏哈托朝觐的插图精美的纪念册，宣传总统在麦加朝觐的日常与过程，呈现苏哈托更多的家长式而非君主的形象。有人认为苏哈托总统的这次朝觐首先应被视为政治议题 : 是总统以此来向穆斯林选民证明自己的伊斯兰教信念，通过利用对总统朝觐的大肆宣传以扭转民众对苏哈托家族商业丑闻的愤慨，来支持人气[56]，而且与争取连任总统有一定关系。[57]在这之后，朝觐在印尼政府官员和政治人物中流行起来，引发了所谓的“政治朝觐”（haji politik）的出现。[58]并且在苏哈托垮台之后，朝觐很快成为穆斯林政治家在印尼新民主主义中竞选投票的最有吸引力的战场之一。所有主要的穆斯林领导人都曾进行过朝觐——有一部分领导人已经进行过多次朝觐——所有的人都写过他们的经历，他们打算通过各种方式来推销他们的政治形象。印度尼西亚目前关于朝觐及其含义的辩论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运动的权力斗争的缩影[59]，朝觐已经成为一种调解的政治手段和文化符号，用于谈判联盟和巩固忠诚。[60]
（三）加强国内外朝觐改革
印尼政府对内引入电子朝觐的程序，对外领导国际朝觐秩序的改革。正如比安奇所说，朝觐包含“为期一年的计划融资、教学、装备、运输、住宿、护理、庆祝、哀悼、指责和纠正”等等众多内容[61]，涉及国内和海外的政府以及私营公司和机构，需要协调的事务广泛且复杂。每年都有大批朝觐者在沙特阿拉伯朝觐，引发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几十年来，每个朝觐季节总会出现问题。[62]为了克服这些问题，印尼政府对内正在探讨引进信息系统，优化业务流程，使朝觐变得更加有组织和透明，提高朝觐管理的有效性和效率。[63]
对外印尼政府领导朝觐垄断改革，印尼作为朝觐现代化全球化的改革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其最重要的贡献是在伊斯兰世界和更宽泛的国际体系下，抗衡沙特对朝觐事务的影响。印尼领导人和土耳其领导人频繁地在各种论坛中谴责沙特的朝觐政策，已经成为全球朝觐改革的有力倡导者。他们不仅呼吁对全球朝觐管理进行全面改革，并且引领大家提出改革方案，鼓励其他伊斯兰国家（包括伊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孟加拉国、塞内加尔）结束沙特主宰全球伊斯兰事务。印尼要求取消所有的朝觐配额，或是根据申请人数和朝觐的消费来分配每个国家的朝觐配额。印尼的这一计划将有效取代朝觐名额的分配方法，这将为印尼赢得广泛的支持。[64]
朝觐事务已经渗透到印度尼西亚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一项繁杂的管理难度较大的综合性事务。朝觐者主要抱怨印度尼西亚政府朝觐服务不到位，朝觐腐败现象常有发生，而且朝觐死亡率居高不下，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一）政府提供服务不到位
印度尼西亚的朝觐管理涉及多个方面：主要包括朝觐配额在省、区级的进一步分配；管理朝觐候补名单；发出特别护照；提供适当的住宿、运输、行李安置、安全保健和保险，并就朝觐仪式的适当表现向朝觐者提供咨询等等。朝觐在印度尼西亚的重要性已经上升为国家层面，并且涉及复杂的行政和后勤，但是宗教事务部对正朝觐和副朝觐的管理一直被批评为（通常有很好的理由）不重视、无能甚至彻底的腐败。[65]众议院曾经做的一个调查指出，2008年朝觐管理的一个较差的方面在于，朝觐者住宿的位置距离麦加大清真寺太远，其中一部分印度尼西亚朝觐者从住宿地点到大清真寺需要步行 2-4 公里，但更有 10 多万朝觐者的住处距离朝觐中心约十公里。遥远的距离使得他们已经变得更加边缘化，不得不在住宿期间在 10 公里之外的偏远地区与大清真寺之间长途通勤。许多朝觐者抱怨说，由于这些指定的住宿位于麦加之外的新区域，缺乏市场设施，缺乏供水和其他配套设施，进入大清真寺祈祷存在很大困难。一些朝觐者抱怨由于运输车队不符合政府承诺的计划，从住宿地到朝觐地点的运输服务质量很差。在祈祷的高峰期间，许多朝觐者不是在清真寺祈祷，而是将时间花费在住宿和大清真寺之间通勤上，或者更糟糕的是困在的通勤路上的某个地方。还有一个严重的服务质量事故事件，在朝觐最关键的时刻数万印度尼西亚人在最荒凉的麦加地区近两天没有获得食物和水的供应。[66]
众议院调查认为，印度尼西亚宗教事务部最近提供的服务质量比前几年恶化，但是政府从来没有从错误中学着纠正、改善和提高。[67]鉴于印度尼西亚定制定的朝觐套餐费用与其他国家相比是比较低的，服务质量不高和大部分印度尼西亚朝觐者制定的普通套餐有一定关系，但除此之外，政府管理不到位是更为主要的原因，因而遭到朝觐者的抱怨以及众议院的激烈批评。
（二）朝觐腐败问题层出不穷
沙特阿拉伯政府每年为不同的有朝觐需求的国家设定了不同的朝觐配额，但是由各个国家自行决定如何使用这些朝觐配额。在一些国家，这个过程充满腐败和不平等。[68]印度尼西亚有巨大的朝觐需求，快速增长的等候前往麦加朝觐的人员名单证明了印度尼西亚穆斯林日益增长的信仰，然而，这也成为腐败问题的来源，朝觐腐败是印度尼西亚常年面临的问题，印度尼西亚朝觐腐败的案子层出不穷，多名主管印度尼西亚朝觐事务的官员陷入贪污腐败，曾进行多次改革仍然无法解决。
近些年来，印度尼西亚朝觐官员腐败的案子比比皆是。例如 2006年2月，前宗教部长穆纳瓦尔（Said Agil Al-Munawwar）和前负责朝觐事务的总干事塔夫福克·卡米尔（Taufk Kamil）被判贪污 6,520 亿卢比（82,748,300 美元）的朝觐基金。[69]由此产生的丑闻导致呼吁进一步改革印度尼西亚朝觐管理系统，并通过了新的法律文件。然而，新制度并没有解决朝觐事务治理不善问题。紧接着新当选的宗教部长马福督·巴苏尼（Maftuh Basyuni）在打击朝觐腐败方面曾获得了很大的肯定，他把包括其前任部长穆纳瓦尔在内的涉嫌朝觐贪污丑闻的高级管理人员关进监狱。但三年后，作为监测印度尼西亚腐败事件并向公众报告的非政府组织印度尼西亚腐败监察委员会（ICW）正式向作为印度尼西亚政府主要反腐败机构肃贪委员会（KPK）报告，怀疑巴苏尼非法使用涉及朝觐的资金。[70]印度尼西亚前任宗教事务部长阿里在任期间滥用职权，在管理朝觐事务过程中存在贪污舞弊行为，挤占本应属于普通穆斯林民众赴麦加朝觐的机会让给自己的亲信或议员，并且非法挪用朝觐基金，实现自我财富的非正常增长，被判入狱 6年。[71]该起贪腐案件被认为是近年来印度尼西亚官场较典型的贪腐案例。
由此可以发现，大多数的朝觐腐败与非法挪用朝觐基金有关。根据印度尼西亚法律，未使用的朝觐基金必须保存在一个账户中，并用于朝觐人员的利益。然而，在过去几年中，基金被用于支付一些其他支出，例如宗教事务部邀请该部内部以及其他部委的高级官员、议员（有时与其家人在一起）参与朝觐。2011年1月，宗教事务部朝觐司司长阿卜杜勒·加法尔·贾瓦希尔（Abdul Ghafur Djawahir）表示，宗教事务部利用朝觐者存款赚取利息，支付官员前往麦加的费用。宗教事务部承认，它已经“染指”朝觐基金。[72]根据印度尼西亚政府调查人员和反贪团体的数据，等待前往麦加的朝觐人员缴纳的朝觐资金目前总共近 24 亿美金，然而政府官员和政治家滥用这笔庞大的资金。根据腐败监察委员会的调查，在部委和议会之间的交易中，议员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亲戚赢得了大量的朝觐旅行补贴，旅行社和其他有政治关系的企业获得了餐饮或交通合同。作为回报，议员对宗教事务部掌管的24 亿美元存款，尤其是应计利息的处理没有提出任何疑问。监督团体说，官员利用国家管理朝觐的种种要求来“养育”自己的口袋。印度尼西亚朝觐者所抱怨的在麦加所说狭窄拥挤以及餐饮服务部门中途停止提供食物，都和政府的腐败有关。印度尼西亚政府对朝觐事务的管理的不透明助长了腐败的发生。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改变朝觐管理的私人机构 Rabithah 曾说，宗教事务部门和议员远离公共论坛进行谈判，就是保护他们之间的交易。印度尼西亚腐败监督委员会研究员阿德·伊拉万（Ade Irawan）曾大声疾呼，人民的钱，公众的钱，朝觐者的钱，这些钱用于哪里，我们永远都不知道。[73]
（三）朝觐死亡率居于高位
印度尼西亚提供了全球最多的朝觐人口，在朝觐期间，尽管离境前进行健康检查和朝觐过程中安排有随团的其他医疗服务，但是印度尼西亚朝觐者的死亡率依然非常高。佩因（Masdalina Pane）等学者的研究发现，过去 20年中，在为期 10 周的朝觐期间，每100,000 名印度尼西亚朝觐者的死亡人数为 200-380 人。即死亡率为万分之 20 到万分之38 之间。并且举例 2008年印度尼西亚参与朝觐的精确人数和死亡人数予以佐证。2008年印度尼西亚参加朝觐的人数为 206,831 人，其中死亡人数为 446 人。死亡率为万分之21.56。大多数朝觐者死于麦加（68%）和麦地那（24%）。大多数死亡是由于心血管（66%） 和呼吸道（28%）疾病所致。[74]根据著名朝觐问题专家比安奇（Robert R. Bianchi）的研究分析，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派出了最大的朝觐代表团，而且朝觐的死亡人数也是最多的。[75]他选取了 8 个国家，其朝觐人数占世界朝觐人数（沙特阿拉伯除外）的75%，其朝觐过程的死亡人数占总体朝觐人口的 73%。8 个国家之间的朝觐死亡率有比较大的差异，其中死亡率最高的是埃及，达到万分之 23.52。印度尼西亚排列第六位，死亡率为万分之 15.83，但是仍然高于赴沙特朝觐的朝觐者万分之 13 的国际平均死亡率。[76]8 个国家 2002-2015年朝觐死亡率的具体情况见表 2。
表 2：印度尼西亚等 8 个国家 2002-2015年朝觐死亡率[77]
国家 | 朝觐死亡率（万分比） | 总体朝觐人数 | 朝觐死亡人数 | 副朝觐死亡人数 | 副朝觐死亡比例（万分比） |
伊朗 | 6.30 | 1,173,307 | 738 | 469 | 38.86 |
土耳其 | 7.20 | 1,291,338 | 935 | 483 | 34.06 |
印度尼西亚 | 15.83 | 2,770,000 | 4,386 | 1,451 | 24.86 |
巴基斯坦 | 16.80 | 2,127,112 | 3,579 | 4,413 | 55.22 |
孟加拉国 | 17.28 | 1,032,088 | 1,783 | 1,836 | 50.73 |
尼日利亚 | 17.60 | 1,123,000 | 1,988 | 3,001 | 60.15 |
印度 | 18.91 | 1,480,186 | 2,803 | 939 | 25.09 |
埃及 | 23.52 | 1,000,500 | 2,353 | 3,141 | 57.17 |
造成印度尼西亚朝觐者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第一，前往沙特朝觐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无论是麦加还是麦地那的接待能力已经达到极限，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在如此一个拥挤的环境当中进行相当耗费体力的宗教活动，而且朝觐的时间长达 1-2 个月，带来数量众多且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随之而来的健康风险大大增加。而且印度尼西亚的朝觐者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各个地区，他们需要从不同的地方赶到登机点，一些朝觐者需要花费 8 个小时。而且从印度尼西亚的 12 个出发点前往吉达或麦地那机场，飞行时间长达 12 小时。[78]印度尼西亚朝觐者通过长途跋涉才能抵达朝觐圣地。再加上大部分印度尼西亚朝觐者都是选择普通的朝觐套餐，在朝觐过程中的居住、交通和饮食条件不尽如人意，很容易使得原本已经比较疲惫的朝觐者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
第二，根据印度尼西亚宗教事务部的数据统计，印度尼西亚朝觐的人员结构有明显的特点：老年朝觐者、女性朝觐者以及第一次参与朝觐的人员占据主要比例。以 2007年印度尼西亚朝觐人员为例，在年龄结构上分析，在全体 205,185 名朝觐者中，17-49岁 103,909 人（50.64%），50-59 岁 55,614 人（27.10%），60-69 岁 33,871 人（16.5%），70 岁以上11,791 人（5.75%）。这意味着年龄在 50 岁以上的朝觐人员将近一半，达到 49.35%，年龄超过 60 岁的朝觐人员将近 1/4，达到 22.25%；在性别比例上分析，205,185 名朝觐者中 112,176 人是女性（54.67%），超过一半的比例；在参与朝觐的经历上分析，几乎绝大部分人员是第一次参与朝觐，197,137 人（96%）。[79]老年朝觐者、女性朝觐者被认为是更脆弱的群体，其身体素质相对较弱，而这些朝觐者又大多是第一次参与朝觐，面对艰苦的朝觐旅程，缺乏相关应对的经验。
第三，虽然前往麦加朝觐是身体和资金方面都可以负担和承担的穆斯林的宗教义务。但是很多穆斯林即便身体状态不是很好，不适合长途跋涉和执行令人筋疲力尽的朝觐仪式，但是许多穆斯林认为朝觐对他们而言无比重要：1. 虽然他们的身体不适，但是参与朝觐会使他们摆脱病痛的困扰，从疾病中康复；2. 如果他们能够参与朝觐，他们生活中的一切罪将被赦免；3. 如果在麦加朝觐的过程中死亡，那是他们命中注定的，他们也会充满感激。因此，他们仍然不顾千难万阻，选择前往麦加参加令其一生向往的朝觐仪式。[80]
如果说沙特的石油终有一天开采完毕，那么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则不会停止。目前朝觐麦加是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尤其对于印度尼西亚来说，还有大量的穆斯林排队等待前往麦加朝觐。朝觐的管理覆盖面非常广泛，不仅涉及宗教信仰、宗教旅游及其相关业务，还要处理朝觐相关方的关系，包括跨国关系，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航空公司和其他旅行社的关系等等。[81]印度尼西亚朝觐事务的管理与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息息相关，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处理好当前的朝觐事务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印度尼西亚作为 20 国集团的成员之一，是东南亚迅速增长的地区最大的经济体[82]，在改善其经济和社会成果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83]2016年印度尼西亚的 GDP 增长率突破 5%，达到 5.02%，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计，未来两年印度尼西亚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的上升趋势，2017年GDP 增长率为 5.05%，2018年为 5.19%。[84]所有这些指标显示，印度尼西亚经济向好，对朝觐的需求依然会进一步增加。朝觐在印度尼西亚各个方面的影响和作用势必有增无减。另外，正如达尔玛迪所指出的不能忽视的是，麦加朝觐设施现代化对未来朝觐的组织方式、朝觐的意义将产生重大影响，对于印度尼西亚来说，组织朝觐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对这个前所未有的变化做出充分反应，以及如何将其传达给印度尼西亚的朝觐者。了解印度尼西亚这些朝觐事务的整体混乱局面的唯一途径就是看沙特阿拉伯朝觐产业目前的发展情况以及政府的如何处理朝觐。[85]除此之外，在印度尼西亚国内，还有诸多与朝觐密切相关的现实议题值得研究，如印度尼西亚国内各方对朝觐基金如何利用的相互博弈问题，各个政治宗教团体利用朝觐事务进行权力平衡等等。这些研究议题都值得未来进一步深入挖掘和探讨。
[1] 相关研究参见：钮松：《伊斯兰朝觐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4期；钮松、徐敏丹：《伊斯兰朝觐对国际卫生安全的影响》，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14年；Song Niu, “Hajj and Its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in Asia）, Vol.10, No.3, 2016；钮松、张璇：《伊斯兰朝觐与中国高铁“走出去”》，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五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17年；钮松、张璇：《沙特阿拉伯历史进程中的朝觐经济》，《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4期；钮松：《伊斯兰朝觐对中东地区安全的影响》，《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2期；Song Niu, “China’s Hajj Affair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Security”, İstanbul Gelişim Üniversitesi Sosyal Bilimler Dergisi, Vol.5, Issue 1, April 2018；钮松：《伊斯兰朝觐对沙特总体国家安全的影响》，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七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18年。
[2] Sulistyo B. Utomo, Noel Scott, Cathy Xin Jin,“Hajj Outcom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CAUTHE 2016 Conference Proceedings, p.314.
[3] Benjamin Soloway, “Who Decides Who Gets to Go on the Hajj?” September 23, 2015, http:// foreignpolicy.com/2015/09/23/how-to-score-a-ticket-to-the-hottest-event-in-saudi-the-hajj/.
[4] Abdul Hafid, Rakhmat, Suradi Tahmir, Rifdan, “Hajj Service Management at the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Affairs in Gowa Regency”, 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Vol.7, No.3,2016,p.150. 由于沙特阿拉伯政府正在耗巨资扩大大清真寺和主要机场及改善铁路连接，自 2013年开始削减了朝觐配额，朝觐人数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
[5] “Haj and Umrah: Developments and Opportunities”, 2017, p.17, https://repository.salaamgateway. com/images/iep/galleries/documents/201701120749099835.pdf.
[6] Sulistyo B. Utomo, Noel Scott, Cathy Xin Jin,“Hajj Outcom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CAUTHE 2016 Conference Proceedings, p.315.
[7] “Haj and Umrah: Developments and Opportunities”, 2017, p.20, https://repository.salaamgateway. com/images/iep/galleries/documents/201701120749099835.pdf.
[8] “Indonesia population 2017”, http://countrymeters.info/en/Indonesia.
[9] “Eid al-Adha and the Hajj 2017”, https://www.holidaysia.com/events/eid-al-adha-hajj/.
[10] RobertR.Bianchi,Guestsof God:PilgrimageandPoliticsintheIslamicWorld, NewYork:OxfordUniversi tyPress,2004, pp.175-210.
[11] “20% Cut in Foreign Quota to Stay for Haj 2014: Saudi Arabia”, January 14, 2014,http://www. ummid.com/news/2014/January/14.01.2014/haj-quota.html.
[12] Ainur Rohmah, “Indonesia Says Saudi Arabia Increased Its Hajj Quota”, December 1, 2017, http://aa.com.tr/en/asia-pacific/indonesia-says-saudi-arabia-increased-its-hajj-quota/725902.
[13] Ibid.
[14] Ibid.
[15] “Haj and Umrah: Developments and Opportunities”, 2017, p.8, https://repository.salaamgateway. com/images/iep/galleries/documents/201701120749099835.pdf.
[16] 也有文献指出，2014年印尼普通朝觐的成本在每人 2000-4000 美元之间。参见 Sulistyo B. Utomo, Noel Scott, Cathy Xin Jin,“Hajj Outcom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CAUTHE 2016 Conference Proceedings, p.317.
[17] Sulistyo B. Utomo, Noel Scott, Cathy Xin Jin,“Hajj Outcom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CAUTHE 2016 Conference Proceedings, p.313.
[18] Ibid,, pp.317-318.
[19] Said M. Ladki, Rayan A. Mazeh, “Comparative Pricing Analysis of Mecca’s Religious Touris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ligious Tourism and Pilgrimage, Vol.5. Issue1, 2017, p.25. 作 者 这 种取平均数的统计方法没有考虑到较低价格和最高价格朝觐人员的比重，有可能导致计算的结果不够准确。因为就印尼朝觐者而言，选择高级套餐的人员要比普通套餐的人员数量低得多，例如 2012年的印尼朝觐配额达到 211,000 人，其中 194,000 人选择了普通套餐，其余 17,000 人则选择了高级套餐。参见Anggito Abimanyu,“Progress and Challenges of Indonesian Haj Management”, Jakarta Post, June 10, 2013.
[20] 钮松：《伊斯兰朝觐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4期，第75页。
[21] “Haj and Umrah: Developments and Opportunities”, 2017, p.19, https://repository.salaamgateway. com/images/iep/galleries/documents/201701120749099835.pdf.
[22] Sulistyo B. Utomo, Noel Scott, Cathy Xin Jin,“Hajj Outcom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CAUTHE 2016 Conference Proceedings, p.315.
[23] Abdul Hafid, Rakhma, Suradi Tahmir, Rifdan, “Hajj Service Management at the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Affairs in Gowa Regency”,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Vol.7, No.3,2016, p.150.
[24] Krithika Varagur, “Saudi Arabia Is Redefining Islam for the World’s Largest Muslim Nation”, March 2, 2017,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7/03/saudi-arabia-salman-visit- indonesia/518310/.
[25] Benjamin Soloway, “Who Decides Who Gets to Go on the Hajj?” September 23, 2015, http:// foreignpolicy.com/2015/09/23/how-to-score-a-ticket-to-the-hottest-event-in-saudi-the-hajj/.
[26] Ibid.
[27] Anggito Abimanyu,“Progress and Challenges of Indonesian Haj Management”, Jakarta Post, June 10, 2013.
[28] Said M. Ladki,Rayan A. Mazeh, “Comparative Pricing Analysis of Mecca’s Religious Touris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ligious Tourism and Pilgrimage,Vol.5,Issue1,2017, p.23.
[29] “Eid al-Adha and the Hajj 2017”,https://www.holidaysia.com/events/eid-al-adha-hajj/.
[30] Benjamin Soloway, “Who Decides Who Gets to Go on the Hajj?” September 23, 2015, http:// foreignpolicy.com/2015/09/23/how-to-score-a-ticket-to-the-hottest-event-in-saudi-the-hajj/.
[31] 根据《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排放权交易机制”，温室气体排放量超标的国家可以购买排放指标未用完国家的富余配额。
[32] 《印尼人冒用菲到麦加朝觐名额被捕》，《联合早报》2016年9月6 日。
[33] “Eid al-Adha and the Hajj 2017”, https://www.holidaysia.com/events/eid-al-adha-hajj/；机票费用大概占到整个朝觐成本的 20%，以印度尼西亚平均朝觐成本 5,600 美元计算，机票的成本大概为 1,120 美元。参见 Said M. Ladki, Rayan A. Mazeh, “Comparative Pricing Analysis of Mecca’s Religious Touris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ligious Tourism and Pilgrimage, Vol.5. Issue 1, 2017, p.25.
[34] Tim Lindsey, “Monopolising Islam: The Indonesian Ulama Council and State Regulation of the ‘Islamic Economy’”,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 Vol.48, No.2, 2012, p.269.
[35] Dadi Darmadi, “Hak Angket Haji: Pilgrimage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Hajj Orga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Studia Islamika, Vol.20, No.3, 2013, p.443.
[36] Ibid., p.448.
[37] Tim Lindsey, “Monopolising Islam: The Indonesian Ulama Council and State Regulation of the ‘Islamic Economy’”,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 Vol.48, No.2, 2012, p.269.
[38] Sulistyo B. Utomo, Noel Scott, Cathy Xin Jin,“Hajj Outcom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CAUTHE 2016 Conference Proceedings, p.318.
[39] Moch Nur Ichwan, “Governing Hajj: Politics of Islamic Pilgrimage Services in Indonesia Prior to Reformasi Era”,Al-Jamiah: Journal of Islamic Studies, Vol.46, No.1, 2008, pp.132-138.
[40] Ibid., pp.141-142.
[41] Dadi Darmadi, “Hak Angket Haji: Pilgrimage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Hajj Orga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Studia Islamika, Vol.20, No.3, 2013,p.454.
[42] Moch Nur Ichwan, “Governing Hajj: Politics of Islamic Pilgrimage Services in Indonesia Prior to Reformasi Era”,Al-Jamiah: Journal of Islamic Studies, Vol.46, No.1, 2008, pp.143-146.
[43] Ibid., p.145.
[44] Anggito Abimanyu,“Progress and Challenges of Indonesian Haj Management”, Jakarta Post, June 10, 2013.
[45] Kiki Oktora,Adrian Achyar,“The Effect of Post Purchased Perceived-value towards the Relationship Quality of Hajj and Umrah Travel Agencies in Indonesia”,The Southeast Asian Journalof Management, Vol.8, No.1, 2014, p.30.
[46] Moch Nur Ichwan, “Governing Hajj: Politics of Islamic Pilgrimage Services in Indonesia Prior to Reformasi Era”,Al-Jamiah: Journal of Islamic Studies, Vol.46, No.1, 2008, p.125.
[47] [美]罗伯特·R. 比安奇：《当代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的朝觐与政治》，徐以骅主编：《美国宗教与社会》第十一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15年，第161-162页。
[48] Ardi Wirdana, “Plan to Tap Indonesia Hajj Fund for Infrastructure Challenged”, March 8, 2017,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Economy/Economy/Plan-to-tap-Indonesia-hajj-fund-for-infrastructure- challenged.
[49] Dadi Darmadi, “Hak Angket Haji: Pilgrimage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Hajj Orga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 Studia Islamika, Vol.20, No.3, 2013,p.454.
[50] Ardi Wirdana, “Plan to Tap Indonesia Hajj Fund for Infrastructure Challenged”, March 8, 2017,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Economy/Economy/Plan-to-tap-Indonesia-hajj-fund-for-infrastructure- challenged.
[51] Ibid.
[52] Dadi Darmadi, “Hak Angket Haji: Pilgrimage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Hajj Orga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 Studia Islamika, Vol.20, No.3, 2013,p.455.
[53] [美]罗伯特·R. 比安奇：《当代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的朝觐与政治》，徐以骅主编：《美国宗教与社会》第十一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15年，第141页。
[54] Dadi Darmadi, “Hak Angket Haji: Pilgrimage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Hajj Orga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 Studia Islamika, Vol.20, No.3, 2013,p.460.
[55] [美]罗伯特·R. 比安奇：《当代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的朝觐与政治》，徐以骅主编：《美国宗教与社会》第十一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15年，第153-154页。
[56] RobertR.Bianchi,Guestsof God:PilgrimageandPoliticsintheIslamicWorld, NewYork:OxfordUniversi tyPress,2004, pp.175-210.
[57] 范若兰：《苏哈托时期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政策》，《当代亚太》1998年第11期，第54页。
[58] Moch Nur Ichwan, “Governing Hajj: Politics of Islamic Pilgrimage Services in Indonesia Prior to Reformasi Era”,Al-Jamiah: Journal of Islamic Studies, Vol.46, No.1, 2008,p.141.
[59] RobertR.Bianchi,Guestsof God:PilgrimageandPoliticsintheIslamicWorld, NewYork:OxfordUniversi tyPress,2004, pp.175-210.
[60] Dadi Darmadi, “Hak Angket Haji: Pilgrimage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Hajj Orga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 Studia Islamika, Vol.20, No.3, 2013, p.448.
[61] RobertR.Bianchi,Guestsof God:PilgrimageandPoliticsintheIslamicWorld, NewYork:OxfordUniversi tyPress,2004,p.4.
[62] Rahmi Imanda, Indra Budi, Achmad Fauzi Azmi, Ahhad Fauzie, Dana Indra Sensuse, “Business Process Model of E-hajj in Indonesia”,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ystems and Innovation, p.1.
[63] Ahmad Fauzie, Indra Budi, Dana Indra Sensuse, Rahmi Imanda, Wahyu Indra Satria, Wahyu Catur W, “Definition of E-hajj in Indonesia Using Hermeneutic Approach”, 2016 IEEE Student Conferenc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p.5.
[64] [美]罗伯特·R. 比安奇：《当代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的朝觐与政治》，徐以骅主编：《美国宗教与社会》第十一辑，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5年，第160-162页。
[65] Tim Lindsey, “Monopolising Islam: The Indonesian Ulama Council and State Regulation of the ‘Islamic Economy’”,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 Vol.48, No.2, 2012, p.270.
[66] Dadi Darmadi, “Hak Angket Haji: Pilgrimage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Hajj Orga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 Studia Islamika, Vol.20, No.3, 2013, p.453.
[67] Dadi Darmadi, “Hak Angket Haji: Pilgrimage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Hajj Orga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 Studia Islamika, Vol.20, No.3, 2013, p.453.
[68] Benjamin Soloway, “Who Decides Who Gets to Go on the Hajj?” September 23, 2015, http:// foreignpolicy.com/2015/09/23/how-to-score-a-ticket-to-the-hottest-event-in-saudi-the-hajj/.
[69] Tim Lindsey, “Monopolising Islam: The Indonesian Ulama Council and State Regulation of the ‘Islamic Economy’”,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 Vol.48, No.2, 2012, p.270.
[70] Dadi Darmadi, “Hak Angket Haji: Pilgrimage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Hajj Orga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 Studia Islamika, Vol.20, No.3, 2013, pp.455-456.
[71] 《原宗教事务部长苏里亚达马阿里被判 6年坐牢》，《印度尼西亚商报》2016年1月11 日。
[72] Tim Lindsey, “Monopolising Islam: The Indonesian Ulama Council and State Regulation of the ‘Islamic Economy’”,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 Vol.48, No.2, 2012, pp.271-272.
[73] “In Indonesia, Many Eyes Follow Money for Hajj”, New York Times, August 6, 2010.
[74] Masdalina Pane, Sholah Imari, Qomariah Alwi, I Nyoman Kandun, Alex R. Cook, Gina Samaan, “Causes of Mortality for Indonesian Hajj Pilgrims: Comparison between Routine Death Certificate and Verbal Autopsy Findings”, PLOS One, Vol.8,Issue 8,2013,p.1.
[75] 一个比较意思的现象是副朝觐的死亡率要远远高于正朝觐的死亡率，而印度尼西亚副朝觐的死亡率在比安奇所列的八国当中是最低的。
[76] 比安奇关于印尼朝觐死亡率的研究分析和 Masdalina Pane 等人的研究分析有较大的差异，但是即便是比安奇统计的数据也仍然表明印尼朝觐的死亡率非常之高。
[77] Robert R. Bianchi,“Reimagining the Hajj”,Social Sciences, Vol.6, No.2,2017, p.4.
[78] Anggito Abimanyu,“Progress and Challenges of Indonesian Haj Management”, Jakarta Post, June 10, 2013.
[79] Ratna Dilliana Sagala, “Risk Factors Analysis of Haji Pilgrimage Embarking from Indonesia in 2007”, http://www.bibalex.org/search4dev/files/357771/193529.pdf.
[80] Ratna Dilliana Sagala, “Risk Factors Analysis of Haji Pilgrimage Embarking from Indonesia in 2007”,http://www.bibalex.org/search4dev/files/357771/193529.pdf.
[81] Moch Nur Ichwan, “Governing Hajj: Politics of Islamic Pilgrimage Services in Indonesia Prior to Reformasi Era”,Al-Jamiah: Journal of Islamic Studies, Vol.46, No.1, 2008, p.125.
[82] “Active with Indonesia”, October 2016, http://www.oecd.org/indonesia/Active-with-Indonesia.pdf.
[83] “OECD Economic Surveys: Indonesia”, October 2016, http://www.oecd.org/eco/surveys/indonesia-2016-OECD-economic-survey-overview-english.pdf.
[84] “Real GDP Forecast”, https://data.oecd.org/gdp/real-gdp-forecast.htm#indicator-chart.
[85] Dadi Darmadi, “Hak Angket Haji: Pilgrimage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Hajj Orga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 Studia Islamika, Vol.20, No.3, 2013, p.456.
本文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国际关系视角中的伊斯兰朝觐研究”（13CZJ017）、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第十六届青年教师基金“现代国际关系视角下的伊斯兰朝觐政治研究”（161086）、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QJTD14NS001）、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国参与中东热点问题中的大国协调研究”（16JJDGJW012）的资助。
